回溯以往不难发现，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是逐步加强的。毫无疑问，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最为尖锐，也最为复杂，牵涉面也最广。其所以如此，都是我国50年代那一次医疗体制建构累积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首先是政治困难。 医学问题本是一个科学问题。按理，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是无禁区的。可是，中医问题在1951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从那以后，我国进行了四十多年包括“批判自然科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人们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都心存余悸。虽然我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要使中医问题冲破“先王谕旨”的束缚，让中医问题的讨论回归科学的轨道，依然需要广大的学者、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法律专家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 其次，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累积性地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高度致密的利益链关系。 （1）中央政府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是毛泽东以其个人专断把它纳入国家医疗体系的。这个决策既违背中央职能部门的集体决策，也违背毛泽东的真实意愿。尽管这个体制建构不免荒谬，但是，中医只要在我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当中存在一天，中央政府就有义务豢养和扶持它一天。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思想负担、政治负担、社会管理负担和经济负担。显然，如果我国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这样的利益链关系就不存在。中央政府要处理中医问题就没有现在这样困难了。 （2）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形成的利益链 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最大耻辱！这样的教育一办起来，不但破坏了我国的教育风气，它使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而且更严重地是构筑了本来不存在的与中医药高等教育相关的社会利益链。 中医药大学的老师要评职称，要分房子，要拿奖金，还要搞所谓的“科研”。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要学知识，要就业，就业之后还希望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可是，中医药大学所传授的东西走不出校园一步！中医药大学要求学生背“汤头歌”“药性赋”“十四经穴歌”“玉龙歌”“百证赋”“濒湖脉诀”。这些东西，拿在中医药大学校园内，大约可以作为学生必修的经典著作。可是，一旦走出校园，这些文化垃圾绝对一钱不值。于是，麻烦来了。中医药大学学生就靠着这些文化垃圾拿文凭。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也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些垃圾解释成“字字珠玑”混饭吃。用中医药大学某些老师的话说，中医药大学和其它大学属于“两个科学体系”。中医药大学学的是“东方科学”，其它大学学的是“西方科学”。可是，最尖锐的问题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只能在中医药大学校园里边让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孤芳自赏。“西方科学”才能走出校园，走向世界！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潮中，中医药大学只能“合并同类项”，没有任何从事“西方科学”教育的大学愿意与中医药大学合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近，我校湘雅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不用说合并，坦率地说，我们连开会都不愿意见到他们（指中医药大学的老师）。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合并？！” 状况就是如此！中医药大学是中央政府办起来的。但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这样的利益链关系是当前中医存废之争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尽管中医药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但是，没有任何一所中医药大学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融入社会、融入世界变革的大潮之中，这就使得中医药大学成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最大阻力！ （3）大众媒体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打开一个网页，迎面而来的都是些中医药广告。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是，如果说中医药广告占全部大众媒体广告收入的80％，应该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很明显，我国的大众媒体与中医药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告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大众媒体帮助中医药做虚假宣传，中医药给大众媒体提供广告赞助。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极大地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苟延。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违背他1949年关于“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以其个人专断，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自从中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除此之外，中医还在新形势下滋生了一些新的不良习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所顾忌地蔑视科学，蔑视进步，热衷于自吹自擂，从而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界的学风和医德。 更有甚者，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创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它使中医当中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被粉饰成了科学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我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了。于是便有人起来重新反思中医问题。2006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的檄文。我国人民以此为契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历史上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其实错了。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 “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 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 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 到了清朝，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或医人庙，或诊所，或学校，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191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 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所以，它遭遇了全国中医界的严重抗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正确之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回溯以往不难发现，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是逐步加强的。毫无疑问，目前还在进行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所涉及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最为尖锐，也最为复杂，牵涉面也最广。其所以如此，都是我国50年代那一次医疗体制建构累积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回复删除首先是政治困难。
医学问题本是一个科学问题。按理，对任何科学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是无禁区的。可是，中医问题在1951年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从那以后，我国进行了四十多年包括“批判自然科学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内的多次政治运动。人们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所有讨论都心存余悸。虽然我国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要使中医问题冲破“先王谕旨”的束缚，让中医问题的讨论回归科学的轨道，依然需要广大的学者、政治家、新闻工作者、法律专家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
其次，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累积性地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高度致密的利益链关系。
（1）中央政府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中医是毛泽东以其个人专断把它纳入国家医疗体系的。这个决策既违背中央职能部门的集体决策，也违背毛泽东的真实意愿。尽管这个体制建构不免荒谬，但是，中医只要在我国的国家医疗体系当中存在一天，中央政府就有义务豢养和扶持它一天。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思想负担、政治负担、社会管理负担和经济负担。显然，如果我国不在50年代把中医中药纳入国家医疗体制，这样的利益链关系就不存在。中央政府要处理中医问题就没有现在这样困难了。
（2）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形成的利益链
政府兴办中医药高等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最大耻辱！这样的教育一办起来，不但破坏了我国的教育风气，它使伪科学、迷信和神秘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科学的殿堂，而且更严重地是构筑了本来不存在的与中医药高等教育相关的社会利益链。
中医药大学的老师要评职称，要分房子，要拿奖金，还要搞所谓的“科研”。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要学知识，要就业，就业之后还希望享受与其他人同等的待遇。可是，中医药大学所传授的东西走不出校园一步！中医药大学要求学生背“汤头歌”“药性赋”“十四经穴歌”“玉龙歌”“百证赋”“濒湖脉诀”。这些东西，拿在中医药大学校园内，大约可以作为学生必修的经典著作。可是，一旦走出校园，这些文化垃圾绝对一钱不值。于是，麻烦来了。中医药大学学生就靠着这些文化垃圾拿文凭。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也凭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些垃圾解释成“字字珠玑”混饭吃。用中医药大学某些老师的话说，中医药大学和其它大学属于“两个科学体系”。中医药大学学的是“东方科学”，其它大学学的是“西方科学”。可是，最尖锐的问题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只能在中医药大学校园里边让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们孤芳自赏。“西方科学”才能走出校园，走向世界！在中央政府主导的大学合并潮中，中医药大学只能“合并同类项”，没有任何从事“西方科学”教育的大学愿意与中医药大学合并。为什么会这样呢？最近，我校湘雅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不用说合并，坦率地说，我们连开会都不愿意见到他们（指中医药大学的老师）。科学和伪科学之间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合并？！”
状况就是如此！中医药大学是中央政府办起来的。但是，中医药大学自我标榜的“东方科学”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已经是一个严酷的现实。这样的利益链关系是当前中医存废之争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尽管中医药大学越来越远离社会，但是，没有任何一所中医药大学敢于放弃眼前的利益，理直气壮地融入社会、融入世界变革的大潮之中，这就使得中医药大学成了“告别中医中药”的最大阻力！
（3）大众媒体与中医之间的利益链关系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机，打开一个网页，迎面而来的都是些中医药广告。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是，如果说中医药广告占全部大众媒体广告收入的80％，应该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很明显，我国的大众媒体与中医药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告人的相互利用关系：大众媒体帮助中医药做虚假宣传，中医药给大众媒体提供广告赞助。这种相互利用关系极大地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最近发生的“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回复删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苟延。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违背他1949年关于“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以其个人专断，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自从中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除此之外，中医还在新形势下滋生了一些新的不良习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所顾忌地蔑视科学，蔑视进步，热衷于自吹自擂，从而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界的学风和医德。
更有甚者，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创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它使中医当中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被粉饰成了科学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我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了。于是便有人起来重新反思中医问题。2006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的檄文。我国人民以此为契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历史上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回复删除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其实错了。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
“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
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
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
到了清朝，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或医人庙，或诊所，或学校，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191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
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
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所以，它遭遇了全国中医界的严重抗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回复删除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封闭状态下苟延。无论是医，还是药，都没有得到半点国际援助。更要命的还在于，国内政治环境也极度恶化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医生，不是“具有帝国主义背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出生。由之，“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基本力量都丧失殆尽了。
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极端缺医少药的背景下，毛泽东违背他1949年关于“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讲话精神，以其个人专断，彻底中断了“西医中国化”和“中医科学化”的进程，并为此撤销了两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老资格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和贺诚）的职务。不仅如此，在“三大改造”运动中，毛泽东还以“解放中医”的名义，把中医全面纳入了国家医疗体制。从此，中医也同全国人民一道，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自从中医“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后，中医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讨论，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判。由之，中医当中固有的思想和方法上的陋习，被当成“传统”而延续下来了。原来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中医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地掩盖下去了。除此之外，中医还在新形势下滋生了一些新的不良习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无所顾忌地蔑视科学，蔑视进步，热衷于自吹自擂，从而严重败坏了我国医学界的学风和医德。
更有甚者，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创办中医药高等教育。它使中医当中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被粉饰成了科学进入了科学的殿堂。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我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了。于是便有人起来重新反思中医问题。2006年4月，我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告别中医中药》的檄文。我国人民以此为契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毅然决然地冲破来自各个方面的政治阻力，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崇高责任，自发地将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问题再次提出来了。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第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正确之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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