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200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有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变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国外，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作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像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像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200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像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还是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斩钉决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即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毋容置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像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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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
大热的天，先后见到两个熟人抱孩子上医院。孩子戴着大口罩，捂得汗津津的。我奇怪：除了白血病做化疗外，还有什么病需要这么防范？一问，原来是孩子患上过敏性哮喘，过敏源是尘螨，不能直接接触空气。
据说，尘螨无处不在，防不胜防，便是最干净的人家，床上也有200万以上的尘螨。与尘螨斗争把两个孩子父母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门窗紧闭，安装上空气净化器、保湿器；席梦思、羽绒被、沙发、地毯、靠垫……几乎所有柔软、舒适的用品全清空了；所有可能吸附灰尘的电器、家具也都请出了门———家中简陋得如中世纪。
其中一个孩子做全面体检时，还发现有严重的铅中毒，而全家人绞尽脑汁也没找出毒源来，想不出这毒是怎么中上的。没办法，连好好的楼房也不住了——搬家。
现代生活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个孩子，一个父亲是外科医生，一个母亲是内科医生，却对自己孩子的过敏症束手无策。西医的法子用尽了，孩子因用药太多，出现了“菌群失调”症状——口腔溃烂、胃肠紊乱。治病致病，病上加病。
一个孩子的姥姥说，孩子尘螨过敏，大人精神过敏。领孩子上医院瞧的是“变态反应科”，很符合他们的生活实际。
如果是在国外，这过敏症当然还得在西医中继续想法子。可在中国，这两个做西医的父母就找中医商议，给孩子喝中药调养。
回想母亲行医时，很少听她说谁患过敏症。我想，这病可能是后发现的。向一位医生请教，医生告诉我，从前并没有这么多过敏症患者，同富贵病一样，过敏症也是当今的流行病，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病，是现在人太讲卫生，在单一的室内环境中呆得太久的结果。
这么说，我们上个世纪刚刚建立起来的关于卫生和细菌的观念又被颠覆回去了？我们小时候那种下河、上树、玩泥巴、全家老少在一起，有家禽、家畜陪伴的日子是对的？想不到，近百年来我们讲究卫生、消灭细菌的结果却是干扰了我们人体的内分泌体系，破坏了人体内细菌的生态平衡，致使人体功能下降，结果是适得其反。
这样看来，《黄帝内经》作为医学经典之所以很少讲医术而侧重谈“道”，是因为古人已意识到人体是开启自然之门的钥匙。古人努力通过自身生命去理解生存法则，从而得“道”。正因为中医致力于归纳人体内所蕴含的生存法则，所以，中医所强调的养生就不仅是养自身生命，还要养生命之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修身养性和涵养道德等等。
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没有遇到抵抗不应是我们无视自然法则的理由。自然默许人类的破坏行为不等于这一法则不存在。过敏症到底是人排斥自然，还是自然排斥人呢？
单位新来一位80后女孩。我好心让她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一进屋，她就捂上鼻子说：“我花粉过敏，你这些花统统搬走。”——如今，我陪着她，不开窗通风而用风扇吹风；没有花香转用香奈尔香水……我建议她出去锻炼身体，她说不用，每个月打一针增强免疫力的药针就行了。正是现代科学创造了能够把人与自然隔绝的条件，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我想，再这么陪下去，不出一年，恐怕我也得不耐受鸟语花香，无福消受大自然了。
如今的孩子，被保护得整整一个夏天都不会被蚊子叮一口。我对一个孩子说，被蚊子叮上一口没那么可怕，我给他看蚊子叮我后连个红点都不曾留下。可这个孩子在我领他玩时真被蚊子叮了一口。他不仅像被毒蛇咬了一般大呼小叫，而且皮肤真的像被蛇咬了似的红肿起来。我受到孩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一致谴责。面对孩子前所未有的伤害后果我无话可说。我想，上古时人被毒蛇咬了可能也不至像现代人这样丢命。但是再过200年，人类见了蚊子恐怕得像见了眼镜蛇一样逃跑，不然就会没命。
科学带领我们走着一条“鬼打墙”式的认识道路，今天是正确的理论就是明天的错误理论。可以说，正是科学认识的反复性反而昭示了中国“道”的真理性。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正是“道”与“理”的关系。理可以成千上万，而道是一。我之主张中西医结合正是主张“道”与“理”合。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只讲“理”而不讲“道”，或用“理”来要求“道”，那么我们如何裁决“公理”和“婆理”？而理本来就有一时一地性，时过境迁时，这过时的理是留？还是不留？
一个年轻人要去做论文答辩，先拿我演练。让我不停地发问，他一一做斩钉截铁式回答。几个问题答下来，我说：当今任一学科的学术讨论会要是开上三天的话，最后一天一定是全体迷茫。如果讨论到最后你还能斩钉决铁地下判断，就说明你心理偏执。我告诉年轻人，答辩到第三个回合时，就要用探讨、商榷、不确定的语气了，否则会激怒教授们的。
其实，我很理解反中医人士的气急败坏。他们为中医尚有一席之地、自成一家之言而忿满；让代表科学的他们容忍中医存在如同让他们与巫医、神汉同堂一样，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正是科学认识的“朝令夕改”才为百家争鸣广开言路。众说纷纭的局面正是科学讲“理”的特点所带来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理论学说，固然是因为不愿为“惑众”支付过大的社会成本，也缘于“道可道，非常道”。身在“道”中用不着自“说”价值，即便是细菌，其价值也不毋容置疑。“天生我才必有用”不仅仅是李白一个人的豪迈。而“理”却是用来讲的，是需要以“说”来立的。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嘴，各说各理，让说谁不说？如果有人嫌乱，也不该怪罪中医啊。
女儿常建议家长给孩子养条狗。她说，这是出于全方位的考虑。不仅有菌群平衡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考虑。如今孩子的疾病越来越成人化，女儿说，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病因往往是惊恐和多思。而一条忠实的狗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知道，女儿的这一看法不是出于书本而是自身体验。女儿一岁时，路还走不稳，每天就有两三只大狗来找她玩。女儿与这些狗关系亲密，感情深厚，潜在的非语言交流能力被及时唤醒。如今，遇到不会说话的幼儿患者，她摸摸、看看就能了解不少情况，不通过语言也能与孩子交流。
真理不一定是越辩越明，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讲理和懂道不是一回事。如今，有一门叫“科学学”的新学科，好像是致力探寻“道”的学问，引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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