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琴的丈夫 生死之际 李 庆 静寂的夜，一个普通的医院的病房。旁边的病人都已经睡着，整个世界仿佛都凝聚了。微弱的灯光，照着静脉注射的滴液，一滴一滴地在往下滴；父亲平静地躺在那普通的病床上，一动不动。我望着父亲明显消瘦的脸庞，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在两个月前还和我一起散步的他。特有的像老寿星似的长眉毛，显得更加颖长，而一头银发披散着，那是由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染成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父亲，你不是说，还有好多话要和我说吗？你还能和我说吗？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呢？我的记忆中，父亲有很多谜。幼年的记忆已经淡漠了，只记得，父亲常年不在家。他为什么老不在家？记得小时候，妈妈和他吵架，有时甚至要打起来：“你为什么不说，你去干什么了？”“你就不要这个家好了”，接下来还有更难听的话。脾气暴躁的父亲怒不可抑地登着眼，“你，你，你，吵什么吵？”，狠狠地一挥手，满肚子的话说不清似的：“真是的。”就没有下文了，他还是远出了，还是没说“去干什么”。父亲，你为什么连奶奶和妈妈都不告诉呢？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太想父亲回家。那是因为，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的功课。学校的功课，我倒不担心，成绩都好，他找不到什么茬，不怕的。问题是他给我定下的“功课”——每天要写一页大楷和小楷的毛笔字。练字，我并非不喜欢，但经常是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回到家里吃完饭，脑袋便昏沉沉，还没碰到枕头就睡着了。时间一久，欠的债就多。所以，每当奶奶得知父亲过几天就要回家时，便紧张起来：“还不快补，你爸爸就要回来了”——这是她可以威慑我的“王牌”。不完成，她怕我挨板子。当时还没有什么儿童保护法之类，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于是，奶奶既当监督，又兼“伴读”，帮我研墨，找字帖，数着日历上的日期，一张张地补起来。有时，我一天能干它个十几张，凑到交差的数目。但是，这样的结果，总是不太好，父亲回来，不知为什么，总能一下子就能把“补”上去的那些抽检出来，瞪着他那大而令人生威的眼睛：“把手伸出来”。或者：“怎么像画符似的，你小心点”——我知道，这算是“缓期执行”了。“我为什么要写字？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写？”我心中一直想质问父亲。但是当时没有勇气当面说出来。那时我虽说胆子大，但还没大到敢和老子“当面开销”的地步。有时，父亲回家，我也挺高兴。他会带着我到外面的饭店吃饭。比如，那时锦江饭店的炒虾仁和牛肉丝，淮海路上东华饭店的罗宋汤什么的，比现在的似乎好吃得多。他还带着我，或着再带上弟弟去浴室洗澡家中虽然可以洗，但父亲似乎更喜欢当时淮海路上一家浴室的气氛。在热腾腾的空气中，脱光了衣服，大池中泡完澡，可以在包房中很舒适地休息。父亲喜欢泡上一杯绿茶，静静地躺着，有时要上一盘青皮红心的萝卜什么的，分给我们吃－－父亲很喜欢这山东老家的土产，而我终究不明白那萝卜有什么好吃。有时，他一边品着茶，或咬着萝卜，一边看着裸露着身体，玩耍着的孩子，会显出一种快慰感，或露出难得的微笑。这时的父亲，是我记忆中最为亲切的时刻。记得有一次，在浴室中，他躺在睡榻上，拿着报纸什么的，看着我。不知为什么就讲到了写字。“写字和做人一样，字不正，人也不正。字大气，人也大气。”我听不太懂他的意思。“为什么？”我问。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看他的报纸去了。几十年后，我也做了父亲，我对儿子的要求是要他每个星期，写一篇作文。儿子比我当时有勇气，不客气地在他的“作品”中质问：“我最恨爸爸了。为什么人家小朋友不写，你一定要我写？”我没能给他类似父亲的回答。后来，父亲回到上海来了，到一个文物商店工作。我不久也就离开了家，到一个寄宿的中学念书去，我的还算幸福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父亲写的字，到他躺到这医院病床上为止，一直都是端端正正的。父亲，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我多么想和你再聊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现在，你还能感觉到我要对你说的话吗？四周静得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使我感到窒息。只有那心脏监视器的波纹，微微地移动着。突然，心脏监视器发出了响声，父亲的血压和心跳数一直往下跌。医生闻讯，赶来，匆匆忙忙地作些什么。脸色都是例行公事般的毫无表情。父亲躺着，眼睛还张着，直直地望着，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盯着看什么。我下意识地感到，他也许再也坐不起来了。但是，我又多么期待着再一次地像以前那样出现奇迹啊。父亲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文化大革命”了，高呼着“红色恐怖万岁”的“红卫兵”“造反派”（那时，这些光荣称号，比现在的“总裁”“领导”“博士”更时髦）把“红色恐怖”的风暴刮到了我们家。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家门口，一直地贴到了弄堂口。父亲成了瞩目的坏人。我当时搞不懂，父亲这样一个在绝对算不上当权派的平民，为什么会受此殊荣。后来听说，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新贵的夫人，当了我们区的领导，批示要把父亲当成“典型”来打。面对这一切，父亲表面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不太说话了，很多的亲戚朋友都避而远之，不到我们家来了。有的甚至尽快“划清界限”，揭发罪行。记得我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说到，有谁经历过家境败落的吗？那是很可领略到世态炎凉的。确实是如此。不久父亲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变相地关起来了。开始时，我非常害怕，把家中的一些“四旧”都“处理”（烧掉或撕毁）了——父母在豪华的大厅中拍的结婚照片，父亲穿西装的照片，一张藏在家里一幅油画后面的大彩色照片—那是一个老头，着将军服，戴着顶高帽子，挂着绶带，还握着把军刀；还有我奶奶当成宝贝的很厚的《李氏族谱》等等。我也说不清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是觉得害怕，觉得这些东西，弄不好，会给父母惹更大的麻烦。风声紧了几个月，渐渐地，我或许麻木了，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从外面的大字报上，我知道了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什么“大合食品公司”“丽华大戏院”“通济轮船公司”“益民公司”等许多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什么老板等等，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即使那些人想尽方法朝他身上泼污水，也拿不出半点诸如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卖友求荣那样有背中国一般做人准则的事实。单凭我当时的水平都暗中好笑—— 就这么点破烂货色，能把人打倒？我还知道，父亲的确曾经很阔气过。而解放后，长期不在家，那是去了香港。但为什么去？去干什么？依旧是谜。我们无法见到父亲，而那时，我特别想看到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父亲的一些情况。批斗他时，他被人打过，人家说他“犟得不得了”。造反派问他历史上的人和事，他或是不说话，僵持着；或是“这事组织上知道。”问他什么组织，他又不说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父亲“死不认罪”的结果是：跌断了胯骨，倒在床上的奶奶被造反派几次逼问，在饥饿和恐惧中死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全部被赶到农乡——这就是在当时，也是违反政策的。但，有谁管呢？妈妈一直埋怨爸爸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她每天和小弟弟只能喝清水汤。父亲被审查了一年多，直到林彪事件以后才结束，连奶奶去世都没放他出来看一眼。事后，他曾多次默默地望着奶奶的遗像发楞。我知道,这事像一把刀，剜了他的心。父亲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他孝顺奶奶是有名的。父亲回家时，我们简直就不认识他了，头发全白，一身是病。有的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他知道家中的一切以后，沉默了好多日子，只吐了一句话：“这不合共产党的政策。”在他脑海里的共产党决不是这样的。此后，他对那些造反派，采取了坚决回拒的强硬态度。上班，下班。此外，一概不问。开会，不去。审查结论，不签字，不承认。要他退休，不答应。甚至不领工资。 “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只有这点抗争的能力。一个人真的横下心，到了“要命有一条”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那时，不仅是他一个，还有好多人，不，或着说整个社会不都在生死之际搏击挣扎吗？家里担心的是他能抗得住、活得下去吗？现实的苦恼是没有钱。经过“红色恐怖”大风暴之后，我们家真的败落了。值点钱的东西，几乎都变卖光。讲到家里的经济，母亲总要翻老账。什么“大合公司的钱，哪里去了？”，什么“把十根金忘在车上，遗失了。”特别要提的是“通济轮船公司”的“芷江轮”沉没之事。在1946年，这曾是轰动上海滩的客运海难事件。外滩附近的公司大楼被上千受难人的家属围住。父亲是“总经理”，有人劝他出去避避风头，但父亲拒绝了。只身前往公司，面对众人。他当场表示，就是把家产都变卖了，也要做好善后处理。结果也确实是卖掉了房子，才处理了这件事。在当时社会上，传闻时，而这只是父亲跌宕生涯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后来父亲谈到这事，漫不经心地说：“那有什么。”好像小菜一碟。难怪奶奶生前说：“你爸爸手指逢宽，无论多少钱，到他手里，都得漏光。”用父亲自己的话：“手中的钱，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像潮水般涌去，随手挥挥即可，不必在乎。”父亲知道我处理掉自己家的那些照片什么的，没多责怪，淡然表示：“那些陈芝麻烂账，没了算了。”但听到那个“老头”的彩色大照片也烧掉了，他不由得“啊”了一声。说：“这怎么向二爷交代呢？那是他托我保管的呀。”“二爷”是张学良先生的胞弟张学铭，父亲的至交。我这才知道，那是张作霖六十岁时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过了好多年，父亲和张学铭先生的夫人朱洛筠女士联系，还反复地表示歉意。在他的心里，有负朋友之托，是远比自己的损失、甚至比自己被整得快死了都还重要。家徒四壁，四周是白眼和各种辱骂。母亲悲鸣：“你叫我们怎么活啊。”父亲照样衣屡整严，几案净明。坦荡度日。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时光一晃而过。望着渐渐见老的父亲，我总想找一点时间，和他聊聊，谈谈他的各种事情。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拖了下来。父亲总是说：“你忙你的去吧，我挺好的”，“以后总有时间。”现在，躺在床上的父亲，你还能再一次出现奇迹吗？还会有时间吗？生和死之间，是否真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呢？人生之路真可以永远向前延伸吗？改革开放了，我们的家境稍有好转。脾气刚烈的父亲，似乎变得平和多了。作为一个不显眼的小百姓，他依然故我地，每天上公园打拳，看报－－这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没有变更过的习惯。他喝茶，然后就是和各种朋友谈天，看书，看字画。朋友中有许多平头百姓，也不乏官员、名流。再后来，父亲又从平民成了“离休干部”。听奶奶生前说过，在解放前夕，有些爸爸的朋友，要离开上海，到北方好像是叫“西北坡”（ 西柏坡？）的什么地方去开会。父亲曾拿了很大的一笔钱给他们。但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事。又一次，也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我翻开了放在父亲写字台上，某民主党派送来的内部“党史资料”。资料说该党在上海的地下分部，就成立在“某某路某某号”，嘿，那不就是我们家吗？父亲当时还是“市委财政委员”。这事父亲也从来没和我们说过。我问他。他不无动情地说：“当时一些朋友反蒋。社会上贪污腐败成风，我看不惯，帮了这些朋友的忙。”“有一次，从我们家出去，一个朋友就被抓进去了。我们大家都差一点被干掉。”原来，生死之际的界河，他早就淌过几回了。“那是玩命，不是玩花头。”他说。当看到或听到社会上的贪官“玩花头”的事情时，他会愤然地“哼”一声：“真他妈跟解放前的国民党差不多了”。在他的眼里，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就是败在贪官污吏手中的。我不知道他仅仅是鄙视，还是带有某种失落感。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种癞皮狗般的无耻贪婪、卑躬屈膝。他是否有一点因自己曾为之献身的理想国的破碎而悲哀呢？他的朋友中，确实有没忘记他的人。离休，据说就是一位也饱受了折磨的老友，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父亲的情况，挺身而出，为他办理的。父亲对“离休”当然高兴，而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毕竟还有人不忘旧情，毕竟还有光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知道，父亲心中的火焰没有完全熄灭。我们兄妹数人，因不同的原因都出国了。望着远行的子女，父亲并没有多的话： “到国外，别为鸡毛蒜皮的小利，丢人现眼。”他的意思是，人活着要有点志气。“能干点事，就干点；不能干，就挣口饭吃。”那是说，当一个平凡的人、自尊自立也就可以了。后来，总算有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住所，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戴着他喜欢的法兰西帽，拄着拐杖，在那绿色如茵的草地旁，或在春天盛开桃花树下，迈着他特有的步伐，一步步地继续着他人生的跋涉。四周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白发苍苍而又每天坚持散步的老人。那天在我早晨到医院去的路上，在小区的门口，遇见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乡下老妈妈，她操着浓厚的本地口音问我：“你们家的老伯伯怎么这些日子没有看到他出来散步？”当得知父亲住院病重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好人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我感到一种心灵的冲击。苍天有眼。人心自在。虽说就父亲而言，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切，他早就置之度外，非常淡然了。我劝他有空写点回忆录什么的，他开始是安然不理，后来写了。这次回国前，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和父亲详细谈谈，解决一些多少年来埋在心头的谜，那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都不说，是说不清，不能说，还是不想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吗？但我刚到家，得到的消息便是，父亲在前一天倒下，进了医院，病情严重。真是突然的打击。我到处奔波，有的医生说这样，而又有的医生说那样，我总还抱着希望，期待着。在前一天，他平静地对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别忙了，你没有回天之力呀。”又说：“你做你的事去吧。我想睡觉，最好一觉不醒。”眼前的现实是，虽说静脉注射液还在不断地滴，但，显示心脏器的数字在一步步地向下滑。父亲难到真的就这样一睡不醒了吗？初春的夜，那么阴冷，那么静寂，一切都像绷紧了。我眼前一片漆黑，脑海中一片空白。父亲终于没有能再站起来。父亲在昏迷前，把他在人生最后几年间写的回忆文稿交给我，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数百页的稿子，字字端正大气。你人生的那些谜，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吗？父亲，我去问谁呢？记得前人说过，天下事，无不以不了了之。用父亲说法，他的一生，“就是那么些陈芝麻烂账”。也许谁都说不清生死之际有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活着的人，谁也没有死亡的经验，这是无法经验的。每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有着自己的风云，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在每个时代，无论是伟大的巨人、委琐的侏儒或芸芸众生的平凡百姓，都有着自己的追求，有着自己的悲欢。辉煌也好，平淡也好；高洁也好，污秽也好；浪漫的理想，粗狂的欲望；淋漓尽致地挥洒、拘泥谨慎地勾画，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涂抹着人生的画面。现实是各种色彩的交汇。一个时代过了，一个生命终结了，而新的时代，新的理想，新的生命追求，又会展现出新的风采。生命是要死去的，生命又存在于无穷的长河中。生命之光永远闪现在生与死之际。父亲，这人生的“陈芝麻烂账”，你算是了结吗？我本来不想开什么追悼会之类，但其他人要开。我认真地写了一篇悼念的文字。虽说我曾经非常冷静地在国际讲坛发表过《中国文化中“死”的观念》，但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我情不自禁，毫无忌惮、号啕大哭。父亲，你还听得见吗？火化前，有关人员问我：“要不要把头发留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我肯定地知道，父亲如果有知，一定不会答应留下的。我把戴在他遗体头上的那顶缎子做的紫红色的帽子拿掉了，露出一头峥嵘的、饱经风霜的、银丝般的白发。让它伴着父亲，随长风去吧。 2004年4月23日-25日梓琴挽联：痛悼吾夫 驾鹤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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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琴的丈夫
生死之际
李 庆
静寂的夜，一个普通的医院的病房。旁边的病人都已经睡着，整个世界仿佛都凝聚了。微弱的灯光，照着静脉注射的滴液，一滴一滴地在往下滴；父亲平静地躺在那普通的病床上，一动不动。我望着父亲明显消瘦的脸庞，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在两个月前还和我一起散步的他。特有的像老寿星似的长眉毛，显得更加颖长，而一头银发披散着，那是由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染成的。泪水从我的眼角情不自禁地淌了下来。
父亲，你不是说，还有好多话要和我说吗？你还能和我说吗？你为什么不早和我说呢？
我的记忆中，父亲有很多谜。
幼年的记忆已经淡漠了，只记得，父亲常年不在家。
他为什么老不在家？记得小时候，妈妈和他吵架，有时甚至要打起来：“你为什么不说，你去干什么了？”“你就不要这个家好了”，接下来还有更难听的话。脾气暴躁的父亲怒不可抑地登着眼，“你，你，你，吵什么吵？”，狠狠地一挥手，满肚子的话说不清似的：“真是的。”就没有下文了，他还是远出了，还是没说“去干什么”。
父亲，你为什么连奶奶和妈妈都不告诉呢？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太想父亲回家。那是因为，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的功课。学校的功课，我倒不担心，成绩都好，他找不到什么茬，不怕的。问题是他给我定下的“功课”——每天要写一页大楷和小楷的毛笔字。练字，我并非不喜欢，但经常是在外面玩得昏天黑地，回到家里吃完饭，脑袋便昏沉沉，还没碰到枕头就睡着了。时间一久，欠的债就多。所以，每当奶奶得知父亲过几天就要回家时，便紧张起来：“还不快补，你爸爸就要回来了”——
这是她可以威慑我的“王牌”。不完成，她怕我挨板子。当时还没有什么儿童保护法之类，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于是，奶奶既当监督，又兼“伴读”，帮我研墨，找字帖，数着日历上的日期，一张张地补起来。有时，我一天能干它个十几张，凑到交差的数目。但是，这样的结果，总是不太好，父亲回来，不知为什么，总能一下子就能把“补”上去的那些抽检出来，瞪着他那大而令人生威的眼睛：“把手伸出来”。或者：“怎么像画符似的，你小心点”——我知道，这算是“缓期执行”了。
“我为什么要写字？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写？”我心中一直想质问父亲。但是当时没有勇气当面说出来。那时我虽说胆子大，但还没大到敢和老子“当面开销”的地步。
有时，父亲回家，我也挺高兴。他会带着我到外面的饭店吃饭。比如，那时锦江饭店的炒虾仁和牛肉丝，淮海路上东华饭店的罗宋汤什么的，比现在的似乎好吃得多。他还带着我，或着再带上弟弟去浴室洗澡家中虽然可以洗，但父亲似乎更喜欢当时淮海路上一家浴室的气氛。在热腾腾的空气中，脱光了衣服，大池中泡完澡，可以在包房中很舒适地休息。父亲喜欢泡上一杯绿茶，静静地躺着，有时要上一盘青皮红心的萝卜什么的，分给我们吃－－父亲很喜欢这山东老家的土产，而我终究不明白那萝卜有什么好吃。有时，他一边品着茶，或咬着萝卜，一边看着裸露着身体，玩耍着的孩子，会显出一种快慰感，或露出难得的微笑。这时的父亲，是我记忆中最为亲切的时刻。
记得有一次，在浴室中，他躺在睡榻上，拿着报纸什么的，看着我。不知为什么就讲到了写字。“写字和做人一样，字不正，人也不正。字大气，人也大气。”我听不太懂他的意思。“为什么？”我问。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看他的报纸去了。
几十年后，我也做了父亲，我对儿子的要求是要他每个星期，写一篇作文。儿子比我当时有勇气，不客气地在他的“作品”中质问：“我最恨爸爸了。为什么人家小朋友不写，你一定要我写？”我没能给他类似父亲的回答。
后来，父亲回到上海来了，到一个文物商店工作。我不久也就离开了家，到一个寄宿的中学念书去，我的还算幸福的少年时代就结束了。
父亲写的字，到他躺到这医院病床上为止，一直都是端端正正的。
父亲，你还记得那些日子吗？我多么想和你再聊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现在，你还能感觉到我要对你说的话吗？
四周静得连我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见，使我感到窒息。只有那心脏监视器的波纹，微微地移动着。突然，心脏监视器发出了响声，父亲的血压和心跳数一直往下跌。医生闻讯，赶来，匆匆忙忙地作些什么。脸色都是例行公事般的毫无表情。
父亲躺着，眼睛还张着，直直地望着，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盯着看什么。我下意识地感到，他也许再也坐不起来了。但是，我又多么期待着再一次地像以前那样出现奇迹啊。
父亲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文化大革命”了，高呼着“红色恐怖万岁”的“红卫兵”“造反派”（那时，这些光荣称号，比现在的“总裁”“领导”“博士”更时髦）把“红色恐怖”的风暴刮到了我们家。
大字报铺天盖地从家门口，一直地贴到了弄堂口。父亲成了瞩目的坏人。我当时搞不懂，父亲这样一个在绝对算不上当权派的平民，为什么会受此殊荣。后来听说，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新贵的夫人，当了我们区的领导，批示要把父亲当成“典型”来打。
面对这一切，父亲表面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不太说话了，很多的亲戚朋友都避而远之，不到我们家来了。有的甚至尽快“划清界限”，揭发罪行。记得我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说到，有谁经历过家境败落的吗？那是很可领略到世态炎凉的。确实是如此。
不久父亲被“隔离审查”，也就是变相地关起来了。
开始时，我非常害怕，把家中的一些“四旧”都“处理”（烧掉或撕毁）了——
父母在豪华的大厅中拍的结婚照片，父亲穿西装的照片，一张藏在家里一幅油画后面的大彩色照片—那是一个老头，着将军服，戴着顶高帽子，挂着绶带，还握着把军刀；还有我奶奶当成宝贝的很厚的《李氏族谱》等等。我也说不清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只是觉得害怕，觉得这些东西，弄不好，会给父母惹更大的麻烦。风声紧了几个月，渐渐地，我或许麻木了，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从外面的大字报上，我知道了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什么“大合食品公司”“丽华大戏院”“通济轮船公司”“益民公司”等许多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什么老板等等，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即使那些人想尽方法朝他身上泼污水，也拿不出半点诸如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卖友求荣那样有背中国一般做人准则的事实。单凭我当时的水平都暗中好笑—— 就这么点破烂货色，能把人打倒？我还知道，父亲的确曾经很阔气过。而解放后，长期不在家，那是去了香港。但为什么去？去干什么？依旧是谜。
我们无法见到父亲，而那时，我特别想看到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父亲的一些情况。批斗他时，他被人打过，人家说他“犟得不得了”。造反派问他历史上的人和事，他或是不说话，僵持着；或是“这事组织上知道。”问他什么组织，他又不说了。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
父亲“死不认罪”的结果是：跌断了胯骨，倒在床上的奶奶被造反派几次逼问，在饥饿和恐惧中死去。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全部被赶到农乡——这就是在当时，也是违反政策的。但，有谁管呢？
妈妈一直埋怨爸爸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她每天和小弟弟只能喝清水汤。
父亲被审查了一年多，直到林彪事件以后才结束，连奶奶去世都没放他出来看一眼。事后，他曾多次默默地望着奶奶的遗像发楞。我知道,这事像一把刀，剜了他的心。父亲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他孝顺奶奶是有名的。
父亲回家时，我们简直就不认识他了，头发全白，一身是病。有的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他知道家中的一切以后，沉默了好多日子，只吐了一句话：“这不合共产党的政策。”在他脑海里的共产党决不是这样的。
此后，他对那些造反派，采取了坚决回拒的强硬态度。
上班，下班。此外，一概不问。
开会，不去。
审查结论，不签字，不承认。
要他退休，不答应。甚至不领工资。
“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他只有这点抗争的能力。一个人真的横下心，到了“要命有一条”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那时，不仅是他一个，还有好多人，不，或着说整个社会不都在生死之际搏击挣扎吗？
家里担心的是他能抗得住、活得下去吗？
现实的苦恼是没有钱。经过“红色恐怖”大风暴之后，我们家真的败落了。值点钱的东西，几乎都变卖光。
讲到家里的经济，母亲总要翻老账。什么“大合公司的钱，哪里去了？”，什么“把十根金忘在车上，遗失了。”特别要提的是“通济轮船公司”的“芷江轮”沉没之事。在1946年，这曾是轰动上海滩的客运海难事件。外滩附近的公司大楼被上千受难人的家属围住。父亲是“总经理”，有人劝他出去避避风头，但父亲拒绝了。只身前往公司，面对众人。他当场表示，就是把家产都变卖了，也要做好善后处理。结果也确实是卖掉了房子，才处理了这件事。在当时社会上，传闻时，而这只是父亲跌宕生涯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后来父亲谈到这事，漫不经心地说：“那有什么。”好像小菜一碟。
难怪奶奶生前说：“你爸爸手指逢宽，无论多少钱，到他手里，都得漏光。”
用父亲自己的话：“手中的钱，就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像潮水般涌去，随手挥挥即可，不必在乎。”
父亲知道我处理掉自己家的那些照片什么的，没多责怪，淡然表示：“那些陈芝麻烂账，没了算了。”
但听到那个“老头”的彩色大照片也烧掉了，他不由得“啊”了一声。说：“这怎么向二爷交代呢？那是他托我保管的呀。”“二爷”是张学良先生的胞弟张学铭，父亲的至交。我这才知道，那是张作霖六十岁时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过了好多年，父亲和张学铭先生的夫人朱洛筠女士联系，还反复地表示歉意。在他的心里，有负朋友之托，是远比自己的损失、甚至比自己被整得快死了都还重要。
家徒四壁，四周是白眼和各种辱骂。
母亲悲鸣：“你叫我们怎么活啊。”父亲照样衣屡整严，几案净明。坦荡度日。
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时光一晃而过。望着渐渐见老的父亲，我总想找一点时间，和他聊聊，谈谈
他的各种事情。但不知为什么，一直拖了下来。父亲总是说：“你忙你的去吧，我挺好的”，“以后总有时间。”
现在，躺在床上的父亲，你还能再一次出现奇迹吗？还会有时间吗？生和死之间，是否真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呢？人生之路真可以永远向前延伸吗？
改革开放了，我们的家境稍有好转。
脾气刚烈的父亲，似乎变得平和多了。作为一个不显眼的小百姓，他依然故我地，每天上公园打拳，看报－－这是从我记事开始，他就没有变更过的习惯。他喝茶，然后就是和各种朋友谈天，看书，看字画。朋友中有许多平头百姓，也不乏官员、名流。
再后来，父亲又从平民成了“离休干部”。
听奶奶生前说过，在解放前夕，有些爸爸的朋友，要离开上海，到北方好像是叫“西北坡”（
西柏坡？）的什么地方去开会。父亲曾拿了很大的一笔钱给他们。但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事。
又一次，也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我翻开了放在父亲写字台上，某民主党派送来的内部“党史资料”。
资料说该党在上海的地下分部，就成立在“某某路某某号”，嘿，那不就是我们家吗？父亲当时还是“市委财政委员”。这事父亲也从来没和我们说过。
我问他。他不无动情地说：“当时一些朋友反蒋。社会上贪污腐败成风，我看不惯，帮了这些朋友的忙。”“有一次，从我们家出去，一个朋友就被抓进去了。我们大家都差一点被干掉。”原来，生死之际的界河，他早就淌过几回了。“那是玩命，不是玩花头。”他说。当看到或听到社会上的贪官“玩花头”的事情时，他会愤然地“哼”一声：“真他妈跟解放前的国民党差不多了”。在他的眼里，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就是败在贪官污吏手中的。我不知道他仅仅是鄙视，还是带有某种失落感。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种癞皮狗般的无耻贪婪、卑躬屈膝。他是否有一点因自己曾为之献身的理想国的破碎而悲哀呢？
他的朋友中，确实有没忘记他的人。离休，据说就是一位也饱受了折磨的老友，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父亲的情况，挺身而出，为他办理的。父亲对“离休”当然高兴，而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毕竟还有人不忘旧情，毕竟还有光明。至少在这一点上，我知道，父亲心中的火焰没有完全熄灭。
我们兄妹数人，因不同的原因都出国了。望着远行的子女，父亲并没有多的话： “到国外，别为鸡毛蒜皮的小利，丢人现眼。”他的意思是，人活着要有点志气。“能干点事，就干点
；不能干，就挣口饭吃。”那是说，当一个平凡的人、自尊自立也就可以了。
后来，总算有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住所，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戴着他喜欢的法兰西帽，拄着拐杖，在那绿色如茵的草地旁，或在春天盛开桃花树下，迈着他特有的步伐，一步步地继续着他人生的跋涉。四周的邻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白发苍苍而又每天坚持散步的老人。
那天在我早晨到医院去的路上，在小区的门口，遇见了一位素不相识的乡下老妈妈，她操着浓厚的本地口音问我：“你们家的老伯伯怎么这些日子没有看到他出来散步？”当得知父亲住院病重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好人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我感到一种心灵的冲击。苍天有眼。人心自在。虽说就父亲而言，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一切，他早就置之度外，非常淡然了。
我劝他有空写点回忆录什么的，他开始是安然不理，后来写了。
这次回国前，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和父亲详细谈谈，解决一些多少年来埋在心头的谜，那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都不说，是说不清，不能说，还是不想说？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吗？
但我刚到家，得到的消息便是，父亲在前一天倒下，进了医院，病情严重。真是突然的打击。我到处奔波，有的医生说这样，而又有的医生说那样，我总还抱着希望，期待着。
在前一天，他平静地对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别忙了，你没有回天之力呀。”又说：“你做你的事去吧。我想睡觉，最好一觉不醒。”
眼前的现实是，虽说静脉注射液还在不断地滴，但，显示心脏器的数字在一步步地向下滑。父亲难到真的就这样一睡不醒了吗？
初春的夜，那么阴冷，那么静寂，一切都像绷紧了。
我眼前一片漆黑，脑海中一片空白。
父亲终于没有能再站起来。
父亲在昏迷前，把他在人生最后几年间写的回忆文稿交给我，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数百页的稿子，字字端正大气。
你人生的那些谜，我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吗？父亲，我去问谁呢？
记得前人说过，天下事，无不以不了了之。用父亲说法，他的一生，“就是那么些陈芝麻烂账”。
也许谁都说不清生死之际有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活着的人，谁也没有死亡的经验，这是无法经验的。
每一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有着自己的风云，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
在每个时代，无论是伟大的巨人、委琐的侏儒或芸芸众生的平凡百姓，都有着自己的追求，有着自己的悲欢。辉煌也好，平淡也好；高洁也好，污秽也好；浪漫的理想，粗狂的欲望；淋漓尽致地挥洒、拘泥谨慎地勾画，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涂抹着人生的画面。
现实是各种色彩的交汇。
一个时代过了，一个生命终结了，而新的时代，新的理想，新的生命追求，又会展现出新的风采。生命是要死去的，生命又存在于无穷的长河中。生命之光永远闪现在生与死之际。
父亲，这人生的“陈芝麻烂账”，你算是了结吗？
我本来不想开什么追悼会之类，但其他人要开。我认真地写了一篇悼念的文字。虽说我曾经非常冷静地在国际讲坛发表过《中国文化中“死”的观念》，但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我情不自禁，毫无忌惮、号啕大哭。
父亲，你还听得见吗？
火化前，有关人员问我：“要不要把头发留下？”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我肯定地知道，父亲如果有知，一定不会答应留下的。我把戴在他遗体头上的那顶缎子做的紫红色的帽子拿掉了，露出一头峥嵘的、饱经风霜的、银丝般的白发。
让它伴着父亲，随长风去吧。
2004年4月23日-25日
梓琴挽联：痛悼吾夫 驾鹤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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